陶短房:故人面对不相识

小媳妇回忆录 发表于 2021-02-24 08:00:53 |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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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岁月的沧桑会继续销磨他的和我的神采,即便再如“二月二”那次般重逢,也依然会再度“面对不相识”吧?


记得是2003年春的样子,当时刚从阿尔及利亚回到国内,却已不耐、不惯朝九晚五的办公室生涯,加之“非典”风声越来越紧,感觉颇为气闷,闲居不足两周,便起了再作冯妇、重返非洲的念头。

翻译兼秘书的经历算不得十分愉快,此番便油然而生回归外贸本行的私字一闪念。说来也巧,无意中上网,恰看到一则招聘驻非洲外贸区域业务代表的广告,要求有非洲经历和外贸经验,外语好、综合能力强,可独当一面者优先,登时大喜过望,鼠标一摔,连简历都顾不得投,便按图索骥,兴冲冲登门面试去者。

上门后攀谈不几句,便暗暗叫了声“苦”:这公司是私人的,生意做得挺大,人却精简得很,因不是事先约好,那日通法语、懂外贸实务的外派的外派,跟单的跟单,“家”里应付的不过是些财会、单证之类后勤,在下的身价、斤两,自也是无人识货。眼见便要“端茶送客”,却见会议室门一开,踱进个短衣长裤的中年男人,正是这间公司大老板,刚从非洲回来,听说有“老非洲”来面试,顾不得回家休息便推门进来瞅瞅,抱着胳膊面无表情听了片刻,便忽地插口:

“你说你是老非洲、老外贸,本行是茶叶,那我问你,多哥洛美,茶叶这行资格最老的中国人是谁——提示一下,浙江人。”

“李子庚么”,我不假思索道:“我跟他以前一个公司的,怎会不知道。”

面试到此结束,大老板一句话——“要了”。不但要了,而且7天后我便被扔上飞机,抢在“非典”全面封港前被送去西非,更跳过业务代表的级别,直升分公司经理,按这大老板的说法,我这岁数的人,能脱口说出李子庚的名字,且还是前同事,那就等于领到“通行证”,别的就无需多问了。

李子庚确乎是我在浙江某国营外贸公司时的同事,不过我是和他做了一年同事后,才见到“活的”。

活人没见,大名却是如雷贯耳:我们的公司当时在全国同系统排名第二,算是响当当的金字招牌;在这面金字招牌上,李子庚无疑是最闪亮的一笔——他一个人的创汇额、利润率,放到全公司16个外销部里去比,也都能排到第二。

就因为这个“双第二”,公司后来索性单列了个“外销17部”,让光杆司令李子庚当了部门经理;又过了大半年,公司体制改革,业绩最好的部只要超过一根“达标线”就可升格为分公司,全公司一共升格了四个分公司,其中三个是人多势众的老牌业务部,第四个,便正是李子庚这孤家寡人的“17部”。

原本他是跟着“国家队”,在塞内加尔的首都达喀尔,当一个不显山不露水的驻外办事员。他只是个中专生,专业是财会,既不懂外语,也不懂外贸实务,当时被认为是“外销员基本功”的几件事——打电话、拟电传、做单据、算换汇率,他是件件稀松,当时许多“老人”都觉得,他也就是出个国、镀身金,捞一套当年很吃香的“一大三小”家电指标回国娶媳妇的前程。

没想到这位浙南商人世家出身的“小开”很快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眼光和能量:他先是在和当地黎巴嫩、尼日尔掮客的攀谈中,敏锐地发现,真正的商机在更南边、当时生活工作条件艰苦得多的多哥首都洛美,且要想真正赚到差价,就不能整天依赖这些嘴甜脸熟的掮客,而要把自己也变成那样一个掮客。

他先是利用自己是本公司常务副总“子弟兵”(常务副总曾经是李子庚就读中专的校长)的近水楼台,争取到公司的认可和“只要你敢去我们就给开办费、给铺货”的口头承诺,然后摸准了“国家队”其它外派同事不愿冒险、吃苦的命门,把这看上去很苦的差事,变成了自己一个人就能拍板说了算的“一言堂”,就是这个从第一天就不被看好、在当时“大一统”国营外贸体制下显得不伦不类的“一人办事处”,在洛美这个当时西非唯一的自由港如鱼得水,“比外国国营商人更灵活、比当地掮客货更好更便宜”,让他在短短两年内就打出名气,成了西非“码头”家喻户晓的传奇“大老板”,和本公司的头号摇钱树,当初冒着天大干系,硬着头皮同意他“单飞”的那位常务副总,此刻俨然成了高瞻远瞩的伯乐,大喜过望的他不仅大笔一挥,拍出一笔当时看来是天文数字的年终奖金,还在行业系统全国性会议作报告时,当众喊出“向李子庚学习”的口号来。

或许是有些得意忘形了吧,第二年春节后,李子庚第一次回国述职,下班后和几个同事喝醉酒,一语道破天机“知道我有多少钱么?那点年终奖算个屁”,结果不知被谁一个小报告打到省主管部门,到手的系统内劳模不翼而飞,上级还给公司下了死命令——“把李子庚装进笼子”。

装笼子”的办法,是由主管部门“掺沙子”,给李子庚的办事处派去一个财会,一个“外语干部”,台面上的理由是“配合工作”,且看上去半点毛病挑不出,台下的意思谁都明白。李子庚明知是“笼子”却不露声色,他利用公司和主管部门间的矛盾(人是主管部门派的,外派期间的经费却要公司承担)大作手脚,又是半年多功夫,那位看上去脸色阴沉的老财会知难而退,主动请调回国,而身材高挑、面目姣好、能说一口流利法语的年轻“外语干部”,竟然向“组织”打了份和李子庚结婚的报告,然后便被一声不响调回了国内——否则“一言堂”变“夫妻老婆店”,岂不是更不得了?

这下谁都知道李子庚的厉害,加上外贸体制也开始松动,渐渐没人去打他“独立王国”的主意,他也很争气,虽然给自己捞得据说更多,但公司的业务量仍然蒸蒸日上,这样别人就算不满,也没法挑剔太多。那位“外语干部”嫁给他后调进本公司在杭州的总部,专门帮他打点国内的一切:打样、跟单、储运、单证,她外语好,熟悉流程,和丈夫配合默契,这相隔万里的“夫妻老婆店”,开得可谓红红火火


我大学毕业进了这家公司,一开始便和李子庚的太太在同一个科室,后来又有许多业务上的配合,大约因为都学的法语,又都不是浙江人吧,合作得挺愉快,因为这层关系,和李子庚也算是“不见面的熟人”,联手做的几“票”也算是干净利索。一年后李子庚“衣锦荣归”,特意把他心目中的“好兄弟”请到浙南老家“疯”了一个周末,我也忝列其中,自那以后见面虽不多,却也勉强算是朋友了

那时在公司“小字辈”大学生出身的业务员里,我算公认能力较全面、发展也较快的一个,他却对我颇有些不屑,觉得我“有学无识”、“白具备好条件却不敢去闯”,浪费了大好时机和前程,如今许多年过去,不得不承认他说的很有道理。对当时外贸系统培养外销员的一套“条条框框”,他毫不掩饰自己的轻蔑态度,常挂在嘴边的话,是“在非洲能稳赚不赔就是规范,其它全是屁”、“外语只要会数数就够”、“别看我不懂外语也没学过外贸,我拿个计算器就敢一个人去谈整柜生意,而且能赚到大钱”,这些话在当时都算是“怪力乱神”,但后来证明,的确也并非没有见地(当然同样并非没有偏颇之处)。

后来我被派去上海“住办事处”,跟李子庚业务接触更多,也自然更熟悉起来。他见我爱好广泛,曾送我非洲邮票、银质袖扣,我则帮他起草过他私下在洛美、在上海开的公司的许多“见不得光”的文件。他在我办事处条件简陋的斗室呆不住,每次来我这,总是坐不几分钟便告辞,有时也会拉我“去玩玩”,我风闻他“玩得比较疯”,便一次也未曾敢奉陪过。再后来,我因故辞职,暂时离开了对非外贸的行当,彼此便断了来往。

此后我一度短暂回归本行,隐约听说他们两口子离了婚,他的“财运”似乎也开始走下坡路,却始终不得要领。这次借着他的名头“步步高升”,在离他昔日大本营洛美“一步之遥”的贝宁科托努独当一面,因势利便,对他后来的事,便渐渐了解得清楚起来。

原来李子庚在洛美一个人穷极无聊,便染上了赌博的恶习。一开始不过玩玩老虎机、扑克,输赢十几二十个筹码,后来胆子大了,便动辄在轮盘赌上“一压一条边”,一周进出几百万西非法郎是“毛毛雨”。洛美的赌场当时都是深夜10点后才开门,第二天早7点关张,李子庚夜夜去赌场“值夜班”,自然影响白天做生意,业务量也开始下滑了。

中国人在非洲做生意最大的问题,就是“跑单帮”。和印度人、黎巴嫩人乃至欧洲人不同,大多数在非洲做生意的中国人并没有“扎根非洲”的想法,他们要么是男女“光棍”,要么虽成家却两地分居,一个人在不发达的异国他乡,当年通信不便(国际电话非常贵,电传要“数着字发”,写封信几个月都到不了,网络更是闻所未闻),业余生活更单调到只有打扑克、看录像(后来是碟片和卫星电视)、喝酒,像李子庚这样的“能人”,精简的外派机构里更只有很少的中国人,“连搓麻都凑不齐一桌”,赌博就成了非洲华商一族的“公害”

麻烦在于李子庚当年并不是真正的“私人大老板”,而是“半公半私”的身份,手里还捏着国营公司的成柜货物、单据和货款,他输红眼后急于翻本、填亏空,便不顾后果地把刚收来的6个40尺货柜货款押上了轮盘赌桌,后果自然可想而知。


曾经的“非洲明星”、“学习榜样”就这样身败名裂,被公司除名,为系统不齿,既付不起责又丢不起人的他索性在洛美“人间蒸发”,自此再未回国,漂亮能干的妻子也离他而去。等我重返西非,询问他下落,“老人”都不愿多谈,只说他后来“傍”了个给洛美某赌场送夜宵盒饭的华裔女老板,日子“勉强能过”,不过因为赌瘾依旧,所以东山再起只怕是无望了。

就这么过了几个月,大老板从上海飞来,弄完工作,兴致很高,便邀我去邻国多哥洛美有名的“二月二”宾馆喝杯咖啡。

说是“邻国”,其实比上海到杭州怕是还要近些,清早起身,不到中午时分便进了洛美城,在“二月二”咖啡吧吧台前的高脚凳上坐定,正一边呷着黑咖啡一边说着闲话,便见一个满脸疲态、眼圈红肿、又瘦又矮的中年华人男子走近吧台,打个响指,侍应生便心领神会地用一个装牛奶的大号瓷杯,给他斟满一杯本应用比白酒杯大不多少细玻璃杯装的蒸汽咖啡。他一饮而尽,然后伸了个大大的懒腰。

他离我只隔一个吧台脚,我隐隐觉得他脸熟,却怎么也想不起是谁,他正打着懒腰,胳膊忽然停住不动,用红肿的双眼盯着我看了半晌,却终于还是摇摇头,甩下几个“西法”硬币,蹒跚着离去。

这人好像在哪见过,他看上去也似乎见过我的样子。

待他背影消失,我喃喃道。

大老板微笑了:

那就是李子庚啊——该是从赌场‘下班’后混咖啡等吃午饭吧,你们真是‘故人面对不相识’了”。

两年后我曾去洛美常驻了大半年,却再没碰到这位曾经的偶像、同事和朋友,这大约是因为虽同处一城,却少有交集的缘故——我从不进赌场大门,而他也绝足不踏进自己昔日曾呼风唤雨、风光无限的“大市场”。

或许,岁月的沧桑会继续销磨他的和我的神采,即便再如“二月二”那次般重逢,也依然会再度“面对不相识”吧?





作者:陶短房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知名专栏作家、评论人。曾长期在非洲定居,对非洲政治、经济、文化情况比较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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