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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长者聊1946年的山东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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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看到校园里那些白发苍苍步履蹒跚的身影,便会遥想当年他们所经历的人和事。总感觉那些白发和皱纹里,藏匿着许多与今天的山大息息相关的内容,虽然有些东西正在远离这个日益喧闹的社会。


(图片来源于网络)


林荫道上,一位高大魁伟风骨凛然的长者时常缓缓独行。即使身着便服也如笔挺的西装,即使不开口也自有一股威严。拄一根手杖,与众不同的气度尽在举手投足间。多年以前,参加华岗诞辰90周年纪念活动时,在山大旧址中国海洋大学校园里,他曾经为我们几位年轻人一一指点:这里曾经被德国人据为兵营后来又被美军占领,这里是华岗校长讲大课的广场,这里是某某系实验室……最近偶尔一次闲聊,得知他老人家是1946年山大复校后第一届学生,便很想知道七十多年前的山大是什么样子的?漫长岁月里,哪些东西令他记忆深刻?也许这种谈话并非毫无意义的闲聊,于是便记录了下来。


我的生活就是“念书、打球”


白发长者是陈力行先生,原山东大学副校长。今年88岁,1929年生于一个大家族。祖籍山东黄县,自幼在青岛读书,中学就读于青岛有名的教会学校礼贤中学。陈先生的家族属于近代开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曾留学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后来到仙台东北大学医学院学医,也就是鲁迅先生曾经就读的学校。二伯父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经济,四伯父是毕业于东京大学的教育学博士,后任河南大学教授。父亲的伯父创办了黄县第一所现代化学校并任校长,学校设有图书馆,有理化实验室,在当时可谓开风气之先。大哥陈秉聪,中国工程院院士,年轻时留学美国,学航空发动机专业,曾经工作过的吉林大学校园内立有他的塑像。二哥陈秉明,高级工程师,山东工学院化学系毕业,就职于十三冶金公司,曾经参与了上海宝钢、太原钢铁厂等全国几乎所有大型钢铁厂的建设。


出生在这样一个大家庭,实业救国、知识报国的观念根深蒂固。陈先生坦言,自中学到大学,自己的生活就是“念书、打球”,不太过问政治。虽然佩服那些经常冒着生命危险贴标语散传单的学生运动领袖,但“考试他们考不过我,打球也打不过我”,陈先生开玩笑地说。

轻松随意的谈吐,把时光探头拉回了往昔岁月。似乎看到当年美丽岛城的那个翩翩少年。课堂上神思飞扬,操场上运球如风。静若处子,动如脱兔。念书,使他后来在大学校园教书育人一辈子;打球,使他腰背挺直、精神矍铄直至晚年。


改名考入山东大学


1946年,陈先生还是礼贤中学的高二学生。当时青岛共有6所中学,三个男校三个女校。礼贤中学是德国教会办的。学校分为普通班、工程班、德文班三种科目。德文班实际是医学预备科,重点学德文,毕业后保送同济大学医学院。工程科学习土木工程,培养建筑人才。普通科的培养目标是报考普通大学,陈先生读的是普通科。他们的德文课教师都是德国人,学习是从会话开始,而不是从语法开始。因此这所学校的学生德语都特别好。陈先生幽默地说,山东人适合学德语。山东人嘴笨,德语哇哇的,好学。有一个字母念一个字母。语法像数学公式一样,很死,没大有模棱两可的东西,可以生搬硬套。有一次,德国大使来学校演讲,不用翻译,学生们基本都能听得懂。而英文是必修课,家中又有多人留日,日语也没问题。所以上大学之前,德、英、日三门外语,他已经不在话下。


抗战结束后的青岛风雨飘摇,社会动荡。1946年5、6月间,听说赵太侔校长来了,山大要复校,而且要招“同等学力”。陈先生解释说,所谓“同等学力”,是针对因抗战而耽误正常升学的大龄学生而言,并不包括尚未高中毕业的学生。但在礼贤中学当时已经难以安静地“念书,打球”,学业优异的他执意想考考试试,又怕山大不允许。后来陈先生想了个变通的办法:改名。

(摄于 1946年报考山大时)


陈先生在家中大排行居四,秉字辈,祖父为他取名“秉四”。新名仍是祖父所取,“力行”意为要亲历亲为,量力而行。礼贤中学教务长为他出具了“具备同等学历”的证明。结果,在518名报名者中,录取了185人,他列第35名。录取名单除在报纸上刊登外,还张榜公布。榜单是用毛笔竖写,张贴在位于嫩江路的山大教工宿舍墙上。


一年后才知道谁是同班同学


自1937年11月迁校,1938年2月停办,暌违9年的山东大学终于回到了碧海蓝天的青岛,重新向学子们张开了温暖的怀抱。1946年9月1日,是复校后第一届新生报到的日子。原名“陈秉四”现名“陈力行”,这个不满17岁的少年,似乎获得了新生。面对即将开启的崭新生活,他有些兴奋。手持录取通知书早早来到学校,报名处就在离校门不远的办公楼(后名六二楼)内。结果他惊讶地看到,“为我们办手续的竟然都是我中学同学”。原来因刚刚复校,学校各个岗位人手奇缺,那些到校更早的同学,已经开始在岗位上“勤工助学”了。陈先生的学号是“35005”,零前面的数字是民国纪年,零后面的数字,是他报到的次序。这个数字将他的命运与山大连在一起不能分离,从此刻印在脑子里再不会忘记,直到71年后已经88岁的今天。


10月25日的开学典礼,是在位于广饶路的原日本第二国民小学的一处礼堂召开的,赵太侔校长致辞。台下的学生成分很复杂,既有应届毕业生,也有七七事变前入学、失学的学生,还有部分退役的国民党青年军。学生年龄差距很大,有的几乎相差十岁。
  

陈先生报考的是数学系。谈到复校后山大的师资力量,陈先生说,当时物理系最厉害,有八大教授,都是全国知名教授。比如丁西林、王普等等,而动物系童第周、植物系曾呈奎、水产系朱树屏等,也都是留学欧美的大学者。数学系只有张学铭先生一位副教授,郭贻诚教授任理学院院长兼任数学系主任。直到1947年李先正先生从英国回来任数学系主任,后来谢联棻先生也从美国回来,数学系才逐渐强盛起来。
  

他清晰记得,9月15日正式开课。当时规定各个学院的课都可选修,所以数学课堂上各系学生都有。张学铭先生很年轻,只比自己大十岁。陈先生说,当时数学系学生有多少,甚至谁是数学系学生都不知道。课堂上有一次张老师问,谁是数学系的学生?“我坐前排,站起来应答,结果看到没有几个人”。直到二年级迎接新生入学,开欢迎会时才知道谁是自己的数学系同窗。
  

陈先生最初有点后悔没报物理系,想转系,郭贻诚先生不同意:“转什么系,哪个系不一样?物理系的课你们都可以听!”他特别得意的是,大一物理,听了一年王普先生的课,受益匪浅。1947年暑假,讲完课王先生就去了美国。
  

数学系1946级只录取了14人。师生寥寥无几,从此张学铭先生与他亦师亦友。毕业留校后,两人既是师生又是同事。共同经历了整风反右到文革结束几十年的风雨历程。


“小辫子来了,快坐下吧”


战争结束不久,多处校产还在交涉收复过程中。陈先生的课堂在鱼山路校本部,而在广饶路、武定路、黄台路、大学路等都有山大各院系的教室。所以大校车天天在几条路上穿梭。陈先生当时还没脱孩童稚气,特别愿意坐着校车转。“美国道奇车,前头撅着大鼻子,非常笨重,一黑一白两辆对开。车身侧面印着闻一多先生设计的红黑两色校徽非常醒目”。这成为当时青岛城市一景。
  

学生宿舍也很紧张,大部分人住在广饶路,那是当年美国兵的兵营。半圆形的建筑(如同一个大桶的一半),材料是一种特殊的军用铁皮,地板是五合板。一个大屋住几十人。这样的铁皮房子,有的建在操场上,有的建在楼顶上。冬冷夏热,尤其冬天,风极大,“像风箱一样”。
  

陈先生还记得当时对学生实行考勤制度,每个学生坐的椅子背后都有自己的学号,上课时找到学号对号入座。教务处注册科徐瑞老师负责各班考勤。她只找空椅子,谁去了谁没去一目了然。徐瑞当时很年轻,扎两条小辫子。每到上课时,大家经常会笑着提醒:“小辫子来了,快坐下吧。”
  

动荡的年代,想安放一张平静的书桌并不容易。青岛解放前夕,反动派倒行逆施,导致学潮风起。国民党在崩溃撤退中时常抓壮丁,使得民不聊生。校史记载:“自1947年5月底起,因物价飞涨,国民党大举进攻解放区,人心浮动,教学、科研活动均未得到深入开展。学生退学、休学者大有人在,一些学生未到毕业就离开了学校。”1948年,陈先生休学去往外地避难,直到青岛解放才回来复学。1952年,两届数学系学生共有7人一起毕业,3人留校。


(1952年的毕业证书)


从不到17岁迈入山大门坎,伴随着这所百年老校的世事沧桑,由学生到教师,由讲师、副教授,到教授、副校长,陈先生身体力行一路走来,与山大同呼吸共命运,再也没有分开过。


陈力行,汉族,中共党员。1929年生人,195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数学系。留校后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山东大学副校长,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校长。能熟练应用英、日、德三国语言,也能用法语、俄语进行专业阅读和笔译。主要学术专长为: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科技情报学,形式语言学。曾为本科生研究生主讲过高等数学、数学分析、概率论、数理统计、集合与拓扑、测度论、解析几何、科技情报学概论等十几门课程。1959年在山东大学首次开设了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1978年开设科技情报学课程;1981年为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开设有关形式语言的课程,当时在全国高校皆处于先进水平。先后发表过《相互独立随机变量之和的局部极限定理的一类扩张》《形式语言的无穷次高Ⅰ、Ⅱ》等系列论文。出版专著《概率与信息》《ω语言理论》,译著《上下文无关语言的数学理论》等,曾参与《中国大百科全书:电子与计算机》编写工作。自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编辑/董蒙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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