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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读 “九蒸九焙”的传奇:杨绛先生一百年的人生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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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杨绛:“九蒸九焙”的传奇》 作者:杨国良 刘秀秀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导读]《杨绛:“九蒸九焙”的传奇》这本书呈现了杨绛先生一百年的人生轨迹,开掘其高贵雅洁的人格内涵。伴随命运多舛的中华民族的20世纪,杨绛秉持读书人的本分,超越苦难,树立了持久的人生姿态。

▲《杨绛:“九蒸九焙”的传奇》封面

人之初

被胡适晚年视为“世间最可宝贵的文字”的《登山宝训》里,耶稣打着比方对门徒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天上的飞鸟又来吃尽了。有落在磐石上的,一出来就枯干了,因为得不着滋润。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一同生长,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生长起来,结实百倍。”

1911年7月17日,北京,杨家第四个孩子出生,名季康,小名阿季,后以笔名“杨绛”行世。杨绛以心为种子,其生命发端,伴着狂飙突进的五四运动由高潮到落潮,断裂的文化传统正历经千回百折的打磨而被修复。她就扎根于这方土地,在时代转型的跌宕起伏间,在为人之初的辉煌瞬间,期盼圣道,等待奇迹。

爱默生1837年8月31日在剑桥镇对全美大学生荣誉协会发表题为《美国学者》的演说,其对作为未解之谜的“人”有独到见解:

所谓“人”只是部分地存在于所有的个人之中,或是通过其中的一种禀赋得以体现;你必须观察整个社会,才能获得对完整的人的印象。所谓“人”并非只是指一个农夫,或一位教授,或一位工程师,而是他们全体的相加。“人”是神父、学者、政治家、生产者、士兵。在分裂的,或者说是社会的状况下,上述的职能被分派给每一个个人,而他们中的每一个都致力于完成共同工作中分派给他的定额;与此同时,人们又相互弥补着自己。

亲见五四运动

1919年,杨绛八岁,亲见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在幼年杨绛敏锐的眼睛看来,在这个历史、文化的双重标志性时间坐标里,也同样显出某些新旧元素的更替、演进。秋季始业,杨绛升初小三年级,发现学校里的女学生开始着新式服装了。之后的历史证明,运动唤醒了有志之士的梦想、激情和个体意识,现实环境却限制要求自由、平等的理想。这成了一个时代的问题,如“世纪病”般困扰、折磨着百年里无数的思想先觉者。困惑,犹豫,挣脱,抗争,人们由此或将目光转向现实的政治反抗,或退居书斋,保守灵魂家园。杨绛百年生命亲炙其间,她是伴随五四这一特定的、纷繁驳杂的社会文化思潮成长起来,从而深刻领略了其背景的深沉底蕴的。亲见运动爆发的这一时刻,为她清明心智的养成播下了种子。

“寒素人家的子弟”

陈宝箴《义门陈氏宗谱序》中说世系:“其间流传久而不失其世系,则必其家法修明,又必其所生代有闻人,相与赓续而维持之,非偶然也。”

杨绛曾问父亲杨荫杭(1878—1945):“爸爸,你小时候是怎么样的?”

父亲说:“就和普通孩子一样。”

杨荫杭生于江苏无锡,字补塘,笔名老圃。杨荫杭的父亲曾在浙江做过一个小地方的小官,杨家有上代传下的住宅,但没有田产,两代都是穷书生。杨荫杭寒素人家出身,上学全靠考试选拔而得的公费。穷则思变,读书为本。

杨荫杭谈笑挥斥,意气甚伟。1895年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在天津创办北洋公学,杨荫杭同年考入北洋公学读书。

“翻译大有可为”

1900年下半年,认为“翻译大有可为”的杨荫杭与同为励志会会员的杨廷栋、雷奋等人创办了《译书汇编》,这是留学生自办的第一份杂志,专门译载欧美政法名著,诸如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义》、穆勒的《自由原论》等书,这些译著流丽典雅,曾在留学生和国内学生中风行一时。此举较严复译介西洋近代典籍要早好几年。

最早从事反清革命活动的人物之一

杨荫杭早年留学日本时即从事反清革命活动,回国后,杨荫杭在无锡首创励志学会,是江苏省最早从事反清革命活动的人物之一。1902年他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卒业后,和同乡在无锡创办“理化研究会”,提倡研究理化并学习英语。杨荫杭自己带头开夜车学理化,杨绛的二姑母、三姑母都参加学习,“据说那是最早有男女同学的补习学校;尤其两个姑母都不坐轿子,步行上学,开风气之先。”

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杨荫杭可谓言行合一。

父母与生俱来的精神相契

杨荫杭就读南洋公学的第二年,与杨绛母亲唐须荌(1878—1937)结婚。

杨绛的父母是旧式夫妇,遵照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生活,却没有因此有不满、争斗或猜忌。他们感情很好,无话不谈,婚姻生活和谐美满。


我父母好像老朋友,我们子女从小到大,没听到他们吵过一次架。旧式夫妇不吵架的也常有,不过女方会有委屈闷在心里,夫妇间的共同语言也不多。我父母却无话不谈。他们俩同年,1898年结婚。当时我父亲还是学生,从他们的谈话里可以听到父亲学生时代的旧事。他们往往不提名道姓而用诨名,还经常引用典故——典故大多是当时的趣事。不过我们孩子听了不准发问。……他们谈的话真多:过去的,当前的,有关自己的,有关亲戚朋友的,可笑的,可恨的,可气的……他们有时嘲笑,有时感慨,有时自我检讨,有时总结经验。

在这样的对话里,杨绛发现了父母精神生活里风雅之情的耀眼亮色:两人一生中长河一般的对话,听来好像阅读拉布吕耶尔的《人性与世态》(Les Caractères)。这是对父母一生相知相爱的最为传神的概括,也是杨绛领悟情感生活、理解世事人生最美妙的发端:“他们的话时断时续,我当时听了也不甚经心。我的领会,是由多年不经心的一知半解积累而得。”

至于杨绛什么时候开始理解父母间难得的默契,她自己也分辨不清。但她的聪颖、敏锐、通识人情,必定是在这种情景下慢慢累积、逐渐分明的吧。

多读书,读好书

杨荫杭熟读经史,工于音韵,谙熟训诂小学,几度出国而通晓多种外语。得益于杨家深厚的传统文化氛围,以及颇开明、先进的西方思想风气,子女们都顺理成章地获得了读书的机会。童年时代的杨绛也和普通的孩子一样,活泼又顽皮:“我自己也贪玩,有时候,在课堂上玩那种吹小绒球的游戏,玩着玩着笑出声来,先生发现了,盯着我问课文的内容,问一句,答一句,还都不错。”

我体会,“好的教育”首先是启发人的学习兴趣、学习的自觉性,培养人的上进心,引导人们好学,和不断完善自己。要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受教育,让他们潜移默化。这方面榜样的作用很重要,言传不如身教。

我自己就是受父母师长的影响,由淘气转向好学的。爸爸说话入情入理,出口成章,《申报》评论一篇接一篇,浩气冲天,掷地有声。我佩服又好奇,请教秘诀,爸爸说:“哪有什么秘诀?多读书,读好书罢了。”妈妈操劳一家大小衣食住用,得空总要翻翻古典文学、现代小说,读得津津有味。我学他们的样,找父亲藏书来读,果然有趣,从此好读书,读好书入迷。


奠定一生为人为文的基础

杨绛得到严格的爱的教育,其读书意识的觉醒,可说是她的思想发展和精神探索的第一次启动。这使她逐渐与世界确立起一种高尚的情感联系,并在百年生命里反复取得验证。以后,这些情感在她身上逐渐成熟并且固定下来。

读书使人向上、向善,它是在生命发端之际奠定人的格局的重要因素。

苏格拉底认为神替人安排了灵魂,真理就存于每个人的心中,哲学家或教师的任务不过是帮助人们认识这种真理;他以“助产”之术推动学生自己思考,绝无条条框框的滥调,开古典启发式教育教学之先河。西方哲学的奠基人以教论学,道出了求学受教的真言: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燃火焰。

孔子讲学求引而不发,“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亦在强调引导之功。智慧之火生生不已,代代相传,每个人身上都有太阳,重要的是如何让它发光。

我父亲有个偏见,认为女孩子身体娇弱,不宜用功。据说和他同在美国留学的女学生个个短寿,都是用功过度,伤了身体。他常对我说,他班上某某每门功课一百分,“他是个低能!” 反正我很少一百分,不怕父亲嘲笑。我在高中还不会辨平仄声。父亲说,不要紧,到时候自然会懂。有一天我果然四声都能分辨了,父亲晚上常踱过廊前,敲窗考我某字什么声。我考对了他高兴而笑,考倒了他也高兴而笑。父亲的教育理论是孔子的“大叩则大鸣,小叩则小鸣”。

杨绛的“天眼”,大概就是这样被父亲的手指叩开的。

老一辈知识分子家庭极为古典蕴藉的文化涵养,以及父亲所给的开明教育,不啻一股细细微风,使杨绛慢慢养成了读书的习惯。更重要的是,深受传统文化熏陶,杨绛对中国文化精神天然地有着深刻认同。这种认同,奠定了她一生为人为文的基础,这也是进一步理解杨绛的一把钥匙。

维护民主法治的“疯骑士”

辛亥革命前夕,杨荫杭辞职回上海,操律师业。

一次,和会审公堂的法官争辩,法官训斥杨荫杭不规规矩矩坐着,却跷起了一条腿。他就故意把腿跷得高高的,侃侃而辩。第二天上海各报都把这事当作头条新闻报道,有的报上还画一个律师,跷着一条腿,果真灵动而富风采。杨荫杭就成了“名”律师。其特立独行之风与“魏晋风神”何异?!

1913年杨荫杭再得张謇推荐,当了江苏省高等审判厅长,因本省人回避本省官职的规定,不久调任浙江省高等审判厅长,驻杭州。

那时候,我父亲不复是鼓吹革命的“激烈派”。他在辛亥革命后做了民国的官,成了卫护“民主法治”的“疯骑士”……

杨荫杭做高等审判厅长时,坚持司法独立,为了判处一名杀人恶霸死刑,和庇护杀人犯的省长、督军顶牛,被人以“顽固不灵”的罪名告到大总统袁世凯面前,杨荫杭被调任。后来案子发回重审,地方厅长维持原判。他笑着把拳头一攥,说:“这是我最得意的事!”

其实,杨荫杭所谓“最得意的事”也仅限于此,恶霸没被刑杀,只关了几时,后减为徒刑,过几年就放了,杨荫杭驾驭不了。杨绛起先不理解,以后每想起父亲因案子坚持原判而一攥拳头的得意劲儿,心上总感到振奋。

杨绛称父亲是卫护民主法治的“疯骑士”,在他身上不难找到堂吉诃德的影子。他的基本性格、精神维度和价值取向奠定了杨绛认识世界之观念、方式的基础,启示儿女们追寻向善向上的境界。理解了父亲,也就领会了“疯骑士”堂吉诃德向风车宣战的意义。杨绛在《堂吉诃德·译者序》中分析堂吉诃德“疯病的症结”时,热情地肯定了他身上具有的“舍生拼死”的精神。

堂吉诃德有不可动摇的信仰,他坚决相信,超越了他自身的存在,还有永恒的、普遍的、不变的东西;这些东西须一片至诚地努力争取,方才能够获得。堂吉诃德为了他信仰的真理,不辞艰苦,不惜牺牲性命。在他,人生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他所以珍重自己的性命,无非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活着是为别人,为自己的弟兄,为了锄除邪恶,为了反抗魔术家和巨人等压迫人类的势力。只为他坚信一个主义,一片热情地愿意为这个主义尽忠,人家就把他当做疯子,觉得他可笑。


天生一股子“端然”的气度

1915年,杨荫杭携眷调任北京。杨家初居东城,杨绛始在贝满幼儿园上幼儿班;后迁居西城东斜街,杨绛就在西单牌楼第一蒙养院上学前班。

我六岁的冬天,有一次晚饭后,外面忽然刮起大风来。母亲说:“啊呀,阿季的新棉裤还没拿出来。”她叫人点上个洋灯,穿过后院到箱子间去开箱子。我在温暖的屋里,背灯站着,几乎要哭,却不懂自己为什么要哭。这也是我忘不了的“别是一般滋味”。

杨绛的精神方如小荷出水,如此清清净净。她对母亲的理解不带一般小儿女的娇痴,而是天生一股子“端然”的气度。

小孩子时期的杨绛实在无邪,反容易在一个瞬间里,从周遭的具体情景中割裂出来,感受到大的人间世故,如竹楼里听雪落,阳光下看花开。杨绛的敏感、警醒是天性上的,其人其文,皆在天真烂漫舒卷自然之中,匠心存焉,就像她捕捉到的真实的童年意象里,饱含对父母亲充满着理解的尊敬那样。人之性情,自幼而生。

父亲对植物学“深有兴趣”

杨荫杭调任京师高等检察长。1917年5月间,交通部总长许世英涉嫌贪污巨款。“区区一个”检察长杨荫杭竟传讯交通部总长,同时有检察官到许邸搜查证据。杨荫杭把贪污巨款的总长拘捕扣押了一夜。那一夜,杨家电话响个不停,都是上级打来的。可是许多高官干预无效,“疯骑士”杨荫杭不准保释。

第二天,杨荫杭就被停职了。

停职期间得有闲暇,杨荫杭在大暑天和一位爱做诗的植物学家同乡上百花山去采集标本。去了大约一星期,回来时一张脸晒成了紫赯色,一个多星期后才慢慢退白。杨荫杭对植物学深有兴趣,这次更把采集回来的每一株野花野草的枝枝叶叶,都用极小极整齐的白纸条加固在白而厚的大张橡皮纸上,下面注明什么科植物、什么名字。中文下面是拉丁文。父亲做标本的时候,小杨绛自始至终站在旁边仔仔细细地看着,“佩服父亲干活儿利索,剪下的小白纸条那么整齐,写的字那么好看,而且从不写错”。为父之心,儿岂知了?



弃官南归,大病几殆

杨荫杭停职后并未罢官,不久复职。这年7月,张勋复辟。秋杪,杨荫杭向政府递交了辞呈,抛掉乌纱,弃官南归了。

杨荫杭南归无锡。杨家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房子,只好租居沙巷裘氏宅;谁想入住后不久,杨荫杭就病倒了。

杨荫杭满以为回南后可以另找工作,没想到生了那么一场重病,日常生活的开支都没有着落,全亏得好友资助过活。

我父亲病中,经常得到好友陈光甫先生和杨廷栋(翼之)先生的资助。他们并不住在无锡,可是常来看望。父亲病中见了他们便高兴谈笑,他们去后往往病又加重。我虽是孩子,经常听到父母谈到他们,也觉得对他们感激。

可惜世事变迁、时局纷扰,杨绛后来一直未能联系到他们的后人。直到1992年,杨绛方得到杨翼之先生外孙女的信,欣知鸿雁已将感激送到。

若父亲再无力持家,杨家儿女只能为生计所迫,辍学做工。父亲这个“要紧人”险遭不测的日日夜夜里,以杨绛的聪明早慧,肯定已对自己可能有的未来作了种种猜测和筹划。后来父亲化险为夷,这段经历却给她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心灵烙印,刻骨铭心!

不改知识分子秉性

1920年以后,杨荫杭身体渐渐复原,在上海申报馆当副主编的同时,重操律师旧业。他当律师每一张状子都自己动笔,悉心策划,为不少人求取公道,化解许多诉讼纠葛。

“宁为兰摧玉折,不作萧敷艾荣。”(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不论当官或做律师,杨荫杭的原则一如既往,有些事不管报酬多高,决不受理;有些事情他却自告奋勇为当事人义务辩护。杨荫杭不改知识分子秉性,身上延续着早期革命党人的血性和正气,名重天下。可他连自己的权益也不会保障。

假如他精明些,贪狠些,至少能减少三分之二的消耗,增添三分之一的收入。但是他只作总结,并无悔改之意。他只管偷工夫钻研自己喜爱的学问。

他将知识分子的勇气与自律统一起来,给予女儿们成长必需的精神期许,引渡他们超越生活之苦、世道之艰难。为父之心无二意,凡事有定见,相信劫难必将过去。

我们不论有多少劳瘁辛苦,一回家都会从说笑中消散。

在杨绛的家庭里,成长的时时刻刻,一切劳瘁辛苦皆从家人的谈笑间散去,从父母的言行里升华。她由此慢慢思考、领悟,渐渐学会担当,接纳时代转型期的风雨变幻。她逐渐把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交织起来思考,启发人们重新评价生活,并反思人的所作所为,寻找历史的欢腾与静默背后永恒的真义。



定居苏州开律师事务所

杨荫杭渐渐“嫌上海社会太复杂”,决计定居苏州开律师事务所。

杨家1923年迁居苏州,租居潘氏宅。杨荫杭反对置买家产,不仅是图省事,他还有一套原则:对本人来说,经营家产耗费精力,甚至把自己降为家产的奴隶;对子女来说,家产是个大害。他常说某家少爷假如没有家产,可以有所作为,现成可“吃家当”,使他成了废物,不图上进。所以杨荫杭明明白白地讲过:“我的子女没有遗产,我只教育他们能够自立。”

我现在常想:靠了家产不图上进的大少爷即使还有,也不多了,可是捧着铁饭碗吃大锅饭而不求上进的却又那么多;“吃家当”是不行了,可是吃国家的财产却有多种方式。我父亲知道了又将如何感慨。

苏州故居“安徐堂”

可是有些事情不由自主,杨荫杭虽反对置买家产,终究还是买下了房子。在杨家急需住所的时候,恰巧庙堂巷一所破旧的明朝大房子要出卖。杨家遂购得这处当地人称“一文厅”的宅子,张謇为之题匾,书“安徐堂”三个大字,这所房子是明末宰相徐季鸣故居。

苦爱君家好苍坊,

无多岁月已沧桑。

绿槐恰在朱栏外,

想发浓荫覆旧房。

此诗为上世纪30年代钱锺书在昆明寄给杨绛的家书中所赋。

钱诗中“君家好苍坊”即指杨家苏州故居安徐堂,杨绛的少女时代在这里度过。她与弟妹们抓鼻涕虫,冬天用鱼缸底下的雪做冰激凌,偷厨房里的鸡蛋做“叫花蛋”,种种趣事,数之不尽。杨荫杭爱读诗,最爱杜甫诗。每晚睡前,他总临窗朗声读诗。“诗可以怨”,想来绿槐荫覆处总有说不完的百般思虑。杨绛常常在父亲身边,看着他的书旁听。

“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陆机《文赋》)读书以养浩然之气。就在杨绛与父亲迥然相异又一脉相承的性格中间,我们发现了某种文化上的血缘关系。

杜甫也是杨绛最喜爱的诗人,她说自己“喜欢和人民大众一气的作家”。抗战时期,杨绛和钱锺书沦陷于上海,一次被日本人传讯,等候的空隙里她读的是《杜诗镜铨》,可见父辈、家学对她影响之深。


与父亲骨血相承

一次父亲叫住杨绛说:“其实我喜欢有人陪陪,只是别出声。”杨绛就常陪在旁边看书。杨荫杭每次买了好版的旧书,自己把蜷曲或破残的书角补好,就叫杨绛用顸的白丝线双线重订。父亲与杨绛进行朋友般的交流,因地制宜作指导,她一生行事为人也保持着与父亲精神的契合和感情的呼应。父女如清风明月,拂身照影,相惠无声!

“大船必能远航。”(俄罗斯谚语)

写百岁杨绛,如登山眺望,原野上炊烟袅袅,水面上鸥鸟飞翔。她在对父亲,对家庭,对所继之文化、所生之时代的情感认同中,融汇西方文化的思想精髓,用一个世纪的生命实践体悟世间的苦痛真相、历史和时代演进中的悲欣交集,总结、描绘人类生活的艺术真谛、情感与信仰的精神家园,虽“九蒸九焙”,不改最初的纯粹,不变种子之志——好一个“深湛而有修养的灵魂”!

这是杨绛百年治学及创作世界的基点和灵感之源。

二小荷初露

三吴女校多复多

学术相观摩

吾校继起

德智体三育是务

况古今中外

学业日新月异

愿及时奋勉精进

壮志莫蹉跎

——振华校歌

回祖籍无锡

1919年秋,杨荫杭辞官南归。杨绛随父母南下,回到祖籍无锡。

无锡,这一春秋战国时代遗下的千秋古城,又给了杨绛怎样的文化际遇?

杨荫杭南归后即生大病,母亲送杨绛和两个弟弟就近于沙巷口大王庙小学登记入学。从女师大附小转入大王庙小学,杨绛感觉“就像姐姐穿着新兴的服装走在无锡的小巷里一样”。她接触到全然不同于老北京的另一脉乡土气韵。

人的成长渐趋繁复,需认清源头,部分承接并主动保存以滋养自身。回到语源地,方言首先就是一大趣味。无锡人讲“步步太阳”,孩童杨绛听而未晓,却已有心觅取谜底,知“步步太阳”就是古文的“负暄”,古无轻唇音,“负”读如“步”。那时小伙伴们画了一幅教书先生的像,每天拜拜,“钝”他。杨绛也渐渐明白,“钝”就是叫一个人倒霉,“多年后我读了些古书,才知道‘钝’就是《易经》屯卦的‘屯’,遭难当灾的意思。”闻所未闻而能铭记在心,在她聪颖好悟的天性里,必定有一种天然之虔诚信仰深埋其中。

“文革”之后钱锺书出版《管锥编》,其“艰深之文言”是“戴着镣铐跳舞”,他在最严苛的形式限制中获得最大的语言自由。而突破人类生命和智力的局限,杨绛本人的话语智慧也像《管锥编》里的真知妙悟一样,其生发如春笋掘土、雏鸡啄壳,俯拾皆是,络绎于途。无论是抗战年间戏剧里入骨三分的讽刺艺术,或《洗澡》中几个古风盎然的标题,还是浓到极致返归淡然的《干校六记》,或绰约若处子、干净如初生婴儿的人生边上的心灵思悟,杨绛的创作与其生命联系得极为紧密,她谙熟汉语言文字的生命活力,悟着汉语文化的精髓。

他们夫妇都是中华语言文字的笃信者。

自然,最早地,求知欲和探索精神萌发的杨绛是以故乡的智慧灵性孕育了自己的语言结构的,并随着学识增长而能渐悟母语之精妙。她半生研习西学,通晓英、法、西班牙等几种外文,集中外文化精髓于一身,这些和深厚的家学传统、扎实的国学基础相结合,练就了她独一无二的文字功力。杨绛的书写深谙汉语语源奥妙,她的文字颇具生命的感悟,底肥极为丰厚。

杨绛毕生保持着精神的丰富性和尊严。

自己做主

1920年旧历大除夕,杨荫杭“病骨支离,勉强能下床行走几步”。父亲一手扶杖,一手按着杨绛的头,“慢慢儿走到家人团坐的饭桌边”,椅里垫上一条厚被,象征性地和家人同吃了年夜饭。2月寒假中,父亲重病脱险,余病犹存。

当时杨绛九岁,自以为是大人了。大姐杨寿康已从上海启明女校毕业,留在启明教书,同时学习法文,打算等到春季开学,就带杨绛三姐杨闰康到启明去上学。大姐也愿意带杨绛去。杨荫杭向来认为启明教学好,管束严,能为学生打好中文、外文基础;杨绛的二姑母、堂姐、大姐、二姐都是他送往启明上学的。母亲只心上放不下杨绛:三年前,杨绛二姐杨同康就是在启明上学时得病去世的。杨绛下决心要随姐姐们去启明,不肯再回大王庙小学。母亲让她自己做主,筹划人生,鼓励她去追求理想。

晚饭后,母亲特地为她找出一只小箱子,并再次问她是否打定了主意、是否愿意去。

无锡人家那个年代还没有电灯,都点洋油灯。妈妈叫我去领箱子的房间里,连洋油灯也没有,只有旁边屋间透过来的一星光亮。

……幸好在那间昏暗的屋里,我没让妈妈看见。我以前从不悄悄流泪,只会哇哇地哭。这回到上海去上学,就得离开妈妈了。而且这一去,要到暑假才能回家。

渴望体验未知世界的杨绛自己整理了小箱子。临走,妈妈给她一枚崭新的银元;大姐给她一块细麻纱手绢儿,“上面有一圈红花,很美”。杨绛对一生情感所系都有一个细腻的把握,对附着情感的所有之物均珍而惜之,大姐给的这方手绢儿自然就舍不得用。杨绛把它叠成一小方,和银元藏在一起做伴儿。


到上海启明上学

2月,杨绛随大姐、三姐到上海启明上学,寄宿校内。

启明女校原先称“女塾”,是有名的洋学堂。心思细密的杨绛一到启明,就觉得这学校好神气呀,心里不断地向大王庙小学里的伙伴们卖弄:

我们的一间“英文课堂”(习外语学生的自修室)比整个大王庙小学还大!我们教室前的长走廊好长啊,从东头到西头要经过十几间教室呢!长廊是花磁砖铺成的。长廊下面是个大花园。教室后面有好大一片空地,有大树,有草地,环抱着这片空地,还有一条很宽的长走廊,直通到“雨中操场”(也称“大操场”,因为很大)。空地上还有秋千架,还有跷跷板……我们白天在楼下上课,晚上在楼上睡觉,二层楼上还有三层……

不久她就融入自己的新世界,把大王庙抛到九霄云外了。

囫囵吞枣地读了《旧约全书》的中译本

在启明的时候,大姐杨寿康的台板就在杨绛的旁边。大姐除上午管她读十遍书,并不常在杨绛身边。她的台板里满满的都是整整齐齐的书,有一本很厚的新书借放在杨绛的台板里。杨绛一个人“自修”的时候,就翻来看看。她囫囵吞枣地读了大半本,觉得书很有趣,就是书里的名字“很怪”。等大姐发现,新书已被杨绛看得肚皮都凸出来了。杨寿康着急说:“这是我借来的呀,叫我怎么还人呢?”杨绛挨了一顿责怪。

多年后,我的美籍女教师哄我上圣经课,读《旧约全书》,里面的故事,我好像都读过,才知道那本厚书是《旧约全书》的中译本。

此情此景,宛若越过山岭的风,在杨绛独自一人时,拂动着她的衣袖。在1917年胡适写《文学改良刍议》之后不到三年间,后来成为中国现代大家精神养料之一的白话文《新旧约全书》横空出世,霞光满天,影响至今。

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明确说要拯救中国的灵魂,《圣经》是一味良药;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郑振铎把《圣经》看作人类最重要的文本;鲁迅、周作人两兄弟在南京读书时就买到了《新旧约全书》。

1908年《河南》杂志发表了鲁迅在日本写的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摩罗诗力说》,以他当年的眼光如是说:“次为希伯来,虽多涉信仰教诫,而文章以幽邃庄严胜,教宗文术,此其源泉,灌溉人心,迄今兹未艾。”

在《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里,杨绛说:“一个人在急难中,或困顿苦恼的时候,上帝会去敲他的门——敲他的心扉。他如果开门接纳,上帝就在他心上了,也就是这个人有了信仰。一般人的信心,时有时无,若有若无,或是时过境迁,就淡忘了,或是有求不应,就怀疑了。这是一般人的常态。没经锻炼,信心是不会坚定的。”

读了一肚子“白字”

暑假,母亲叫杨绛读《水浒传》。她读到“林教头刺配沧州道”这一回,就读不下去了。杨绛苦着脸说:“我气死了。”父亲说:“小孩子是要气的。”叫她改读《三国演义》。杨绛读《三国演义》读了一肚子“白字”。后来她听钱锺书说,自己阅读的孩子都有一肚子“白字”,有时还改不掉。“我们两个常抖搂出肚子里的白字比较着玩,很有趣。”

学堂教育的重要发端

1921年,杨绛继续在启明读书,插在中班。第二年还在启明。随姐姐们在启明读书三年,杨绛打下了扎实的英文和法文根基。她带着强烈的求知欲,想着“每天要为圣母做一件好事”,领教会学校的“圣餐”,用自己的眼睛看别人见过的东西,于司空见惯中发现美感,也越发接触到一些神奇、深邃的书理。这,是信仰的开端。

杨绛一生最本初、最纯粹、最持久的信仰是——读书。

杨绛在启明上学时,学校的姆姆也教小鬼们写家信:“父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这是一定的格式。小鬼们都学着用毛笔写家信——启明情怀,自有非凡效果!

我在启明还是小孩,虽未受洗入教,受到天主教姆姆的爱心感染,小小年纪便懂得“爱自己,也要爱别人”,就像一首颂歌中唱的“我要爱人,莫负人家信任深;我要爱人,因为有人关心”。

作为一类独特而颇具普遍性的教育机构,教会学校对20世纪甚至更长时段中的中国学人产生过重大影响。创办者的初衷多半干净、纯粹,这在庸庸碌碌的现实中难能可贵。

中国现当代之学人,多因各种缘由或多或少受过教会学校的教育、感染,于此可见一代知识分子的求学生活,那里亦是培育一代学人自我克制、谦逊、诚实、慷慨和仁慈等情怀的温床。

苏州上学

1922年,杨绛八妹生于上海,名必。十二岁的杨绛离开启明,随姐姐回苏州。

从此杨绛就在苏州上学了。

苏州古城绿水碧野,历史文化沉淀深厚。

这里是文人学士流连、休憩之所,姑苏城的乌啼月落、江枫渔火,述说了一个至今流传的故事。它也像一个养在深闺的美人,江南历史人文的幽怨情愫与东方优雅的古典意味,仿佛都保留在这座堪媲美天堂的城市里了。古老的文化传统通过具体的生活实态辐射扩散,在整个区域内构成了文化心理的积淀,代代相传。

1923年秋,杨绛和三姐同时考入苏州振华女中。杨绛入读初中一年级,在学校寄宿。

“数一数二的学校”

振华女中是本地人士创办的一家私立学校,因其出色的办学理念和优秀的教师队伍而有较大声望,名望延续至今。20世纪30年代陶行知赞誉它是“数一数二的学校”,当时苏州东吴大学、南京金陵大学、上海沪江大学和杭州之江大学等都允许振华女校毕业生免试入学。杨绛在振华读书时,校长正是留美博士王季玉(1885—1967)先生。每天晨会训话,季玉校长总用软软的苏州方言宣讲振华校训 “实事求是”——你瞧,杨绛的小说《事业》里,那个毁家办学、终身不嫁、从不领学校工资的老校长,不就是振华女校长的精神形象?

2005年12月16日,杨绛为母校百年校庆恭恭敬敬写下“实事求是”四个大字,书明“季玉先生训话”,题款“杨绛敬录”。如今,季玉老校长训示的“实事求是”,已被振华北京校友会刻于石上,置于苏州十中校园内。

teenage(十三至十九岁)是女孩一生最幸福快乐、活力焕发的时光。在1927年《振华女学校刊》发刊的第一期上,载有一首杨绛创作的五言古诗《斋居书怀》,老师评语批下来,是一句“仙童好静”。

苏州城内文人情貌潇洒天然,文化形态灵慧细致,振华女校得地域文化之风神,这样的文化格局,必然影响了杨绛早期的创作,如《阴》,如《风》。她说阴晴不定的天“好像谁望空撒了一匹轻纱,荡飏在风里,撩拨不开,又捉摸不住,恰似初识愁滋味的少年心情”。她笔下的风也与人的情感变化、生存状态以及社会矛盾纠葛在一起,仿佛人的斑斓情性及复杂的精神状态。此乃杨绛文字不俗的开端。

仁人智者对于流水山川的深情挚爱,那其中独特而丰富的精神内涵,在令人敬畏的知识密度和思想声势之外,自然地呈现了迷人的风神气韵。“徘徊清涧曲”的好静之仙童,遨游其中,“俯视溪中鱼,相彼鸟饮啄。豪谈仰高人,清兴动濠濮。”

以后杨绛倾心于西方流浪汉体小说,这类文体总借助一些在自然、社会穿梭的流浪儿展现广泛多样的生活样貌。他们总“在法网边缘上图些便宜”,超出善与恶的概念;可流浪汉欢蹦乱跳的行为方式,他们生动有力、振振有词的言谈也常常显出一个变动时代的混乱和生机——“艺术是不能用一把尺子来衡量的”,杨绛深悟其理。在一种对人对事的体贴和入情入理的观照下,她洞察着错综复杂的生命,体悟并超越流动不居的人生;她的思想情志总不落狭隘、浅薄的感怀窠臼,总洋溢着永恒苍穹似的节律与大悲悯。

岁月无情,可老校长柔软又坚定的铿锵话语总在耳边轻轻响起,直到晚年,杨绛还凭着惊人的记忆用吴语轻轻吟唱着当初的“振华校歌”:

三吴女校多复多

学术相观摩

吾校继起

德智体三育是务

况古今中外

学业日新月异

愿及时奋勉精进

壮志莫蹉跎

当然,随着精神成长的进程,她的思想范畴也早已超越了因过于精妙而略显促狭的吴地文化,视界变得更为开阔,思想变得更为深刻。

1925年,聪颖的杨绛跳一级,初中毕业。

寄居“安徐堂”的杨荫榆

这年冬天,“大破宅”一文厅修缮完毕。新居朱栏宽廊,整个厅堂张灯结彩,陈设很漂亮,大厅悬挂着张謇题写的“安徐堂”匾额。后园添种了许多花树,桃、杏、橙、橘、樱桃、枇杷、石榴、玉兰、紫薇、海棠、玫瑰、蔷薇、芭蕉、梧桐、方竹等,一年四季芳菲不断。应杨绛的要求,大杏树下还竖起一个很高的秋千架,悬着两个秋千。旁边有个荡木架,可充小孩子的荡船用。杨绛就常常坐在荡木上看书,或躺在木架上,仰看“天澹云闲”;春天,闭上眼只听见四周蜜蜂嗡嗡,睁眼就能见到花草间蝴蝶乱飞。


晚年杨绛动情回忆:“在庙堂巷,父母姊妹兄弟在一起,生活非常悠闲、清静、丰富、温馨。庙堂巷的岁月,是我一生最回味无穷的日子。”

“安徐堂”后园建有“花厅”(其实是个方厅,苏州人称“花厅”),三面宽廊,靠里一间可充卧房,后面带厢房——这里是杨绛三姑母杨荫榆的住处。

1924年下半年,杨荫榆做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在国内革命浪潮中被打成“落水狗”。杨家新屋落成之际,杨荫榆因“女师大风潮 ”黯然回苏,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寄居在兄长家。

杨荫榆早年婚姻不幸,曾奋起反抗,“她挣脱了封建制度的桎梏,就不屑做什么贤妻良母。她好像忘了自己是女人,对恋爱和结婚全不在念。她跳出家庭,就一心投身社会,指望有所作为。她留美回国,做了女师大的校长,大约也自信能有所作为。可是她多年在国外埋头苦读,没看见国内的革命潮流;她不能理解当前的时势,她也没看清自己所处的地位。”——“女师大风潮”时,校长杨荫榆禁止学生参加政治活动,后迫于压力辞职。她冲破封建包办婚姻的束缚后,就踏上了个人奋斗的道路,历经留学艰难,又遭遇事业的失败。

事实如此,却不知这该归于人格悲剧,还是一种文化悲剧、一个民族的悲剧?

听章太炎谈掌故

1926年,杨绛在振华上高中(费孝通当时是杨绛的同班同学)。暑假,振华女中教务长王佩诤先生办了一个“平旦学社”,每星期邀请名人讲学。一次请到章太炎先生来谈掌故,会场在苏州青年会大礼堂,小荷初露的杨绛被安排一个人坐到章太炎边上做笔录。当天,杨绛来时会场已座无虚席,她没想到做记录要上台,有点胆怯,尤其迟到了不好意思。

怯怯的杨绛上台坐在记录席上,开始听掌故。可是章太炎先生高深莫测的演讲,加上一口浓重的乡音,岂是那么容易听懂的?

且别说他那一口杭州官话我听不懂,即使他说的是我家乡话,我也一句不懂。掌故岂是人人能懂的!国文课上老师讲课文上的典故,我若能好好听,就够我学习的了。上课不好好听讲,倒赶来听章太炎先生谈掌故!真是典型的名人崇拜,也该说是无识学子的势利眼吧。

杨绛开始犯难了。不能假装乱写,又不会冒充张天师画符,她放下笔,干脆不记,且“老老实实”、专心一意地听,却还是一句也不懂。杨绛只好光睁着眼“看”章太炎先生谈——使劲地“看”,恨不得把他讲的话都“看”到眼里,来把他的掌故记住。1993年11月10日,她病中不寐,清晰记下了那天坐在大舞台记录席上一句也听不懂的“出丑事”:

……我挨章太炎先生最近。看,倒是看得仔细,也许可以说,全场唯我看得最清楚。

他个子小小的,穿一件半旧的藕色绸长衫,狭长脸儿。脸色苍白,戴一副老式眼镜。

……好在报上只说我一字未记,没说我一句也听不懂。我原是去听讲的,没想到我却是高高地坐在讲台上,看章太炎先生谈掌故。

勇敢而率真的灵魂

中学时代的杨绛,“这么一个十足的中学生”,前方有太多从未渡过的湍急的河水,拐弯路口上的种种际遇,所观所思,都化作令她心性成熟、自我完善的精神养料。她梳童花发式,面容白皙清秀,纯真天然,恰似“初日芙蕖”,圆圆脸庞上透出灿烂的微笑,因其姓氏,同学们就笑称杨绛为“洋囡囡”——实则,她的身受见闻、在生存痛苦洗礼下悟到的深重忧患,让她早已超越一般家庭小姐的见识了,更不是洋娃娃似的天真不知世事。

伴着血与火成长起来的这代人,或因过早体验到生命的欣悦与隐痛,或因负着过多的责任、使命,身上都有鲜活的时代印记。

1927年,北伐胜利。学校里学生运动很多,常要游行、开群众大会等。宣传北伐胜利,需要站在板凳上向行人演讲,杨绛十六岁看来只像十四岁,常常一着急就涨红了脸。“当时苏州风气闭塞,街上的轻薄人很会欺负女孩子。如果我站上板凳,他们准会看猴儿似的拢上来看,甚至还会耍猴儿。我料想不会有人好好儿听。”班里有些古板人家的“小姐”,只要说“家里不赞成”,就能豁免一切开会、游行、当代表等等。杨绛周末回家也向父亲求救,想他为自己说情。

杨荫杭一口拒绝。

父亲阅历丰赡,了然人生本相,特向杨绛讲了一个他自己的笑话。

他当江苏省高等审判厅长的时候,张勋不知打败了哪位军阀胜利入京。江苏士绅联名登报拥戴欢迎。父亲在欢迎者名单里忽然发现了自己的名字。那是他属下某某擅自干的,以为名字既已见报,我父亲不愿意也只好罢了。可是我父亲怎么也不肯欢迎那位“辫帅”,他说“名与器不可以假人”,立即在报上登了一条大字的启事,声明自己没有欢迎。

杨荫杭讲的时候自己也失笑,想是深知这番声明太不通世故了。

但是父亲对杨绛说:“你知道林肯说的一句话吗?Dare to say no!你敢吗?”

这样挟雷霆万钧之力的话得见知识分子真魂,也是杨荫杭在历史巨浪中脚跟始终站得住之根本。就像草木因大地而繁茂一样,杨绛则从父亲所言所行中见到自己的影子,渐渐懂得如何选择当走的道路,并坚定地跨过人生的每一处驿站。

人生第一次重大选择

1928年7月,杨绛高中毕业,准备报考大学。十七岁的杨绛面临人生第一次重大选择。她想考清华大学。当时清华大学刚收女生,是年却不到南方来招生,只好作罢。苏州东吴大学这一年开始招收女生。杨绛考取了南京金陵女大和苏州东吴大学。上大学是大事,父母师长亲友都为她选学校。“为了开阔视野,活泼思想,大家认为男女同学胜于女校。”

这年秋季,杨绛入苏州东吴大学。

“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东吴大学校训)

杨绛在东吴大学读书,对一般功课全不感兴趣,只喜欢一门伦理学——东吴的伦理学课程非三纲五常之传统教义,而专讲一个人立身处世的根本之道,如其校训,天地间之浩瀚正气,古今圣贤之气格、修为等都包含其中。

在东吴,活泼的杨绛参加女子篮球队。课余在图书馆书架边乱翻书,偶读希腊悲剧,大感兴趣。假日回家,夜读中外文学经典。读书使她尝到甜头,兴趣盎然。那时她自学法文,与好友每日习字一页。杨绛晚年自谦说:“她们书法都天生好,唯我独劣,但我从1930年坚持至今,字又那么糟,很有恒心了。”

音乐有一种支配一切而难以言明的作用。音乐在感动人方面有惊人之效。杨绛天性喜欢音乐,能吹箫,用的是九节紫竹箫,还能弹月琴,能唱昆曲——那是在家时偶然学的,曾多次登台清唱。

十七八岁的杨绛思想灵动如急流,性情娴静像大家闺秀,从既有的体验到理性自觉,对文化的钟情渐变为一生虔诚的信仰。以后,当她见惯人世误解与愚蠢泛滥肆行,几度被弃至不道德的、近乎荒诞的时空备受折磨时,仍挣扎呼喊,葆有向善向上的本性,像叙事性的音乐作品,主旋律回旋不断。

升格为父亲的朋友了

1929年秋季升入二年级后,杨绛严肃认真地考虑自己“该”学什么。

她认为,所谓“该”,指最有益于人,而自己因此就不是白活了一辈子。“我知道这个‘该’是很夸大的,所以羞于解释。”杨荫杭说,没什么该不该,最喜欢什么,就学什么;喜欢的就是性之所近,就是自己最相宜的。杨绛挚爱文学,她终究不顾老师的惋惜和劝导,文理科之间选了文科。但东吴大学当时没有文学系,文科里较好的是法预科和政治系。杨绛想选读法预科,将来做父亲的助手,“借此接触到社会上各式各样的人,积累了经验,可以写小说。”杨荫杭虽让杨绛自己选择,却竭力反对她学法律。

他自己不爱律师这个职业,坚决不要我做帮手,况且我能帮他干什么呢?我想父亲准看透我不配——也不能当女律师(在当时的社会上,女律师还是一件稀罕物儿)。

杨绛遂改入政治系。她对政治学毫无兴趣,课程只是敷衍了事,大部分时候只在图书馆“胡乱看书”。她只爱读自己喜欢的书,放假的时候,列一张计划表,每天自己学。杨绛渐渐了解:最喜欢的学科并不就是最容易的。

我在中学背熟的古文“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还深印在脑里。我既不能当医生治病救人,又不配当政治家治国安民,我只能就自己性情所近的途径,尽我的一份力。如今我看到自己幼而无知,老而无成,当年却也曾那么严肃认真地要求自己,不禁愧汗自笑。不过这也足以证明:一个人没有经验,没有学问,没有天才,也会有要好向上的心——尽管有志无成。

在东吴读书的杨绛已经不贪玩而贪书了。

一次,父亲杨荫杭问杨绛:“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

杨绛说:“不好过”。

父亲又问:“一星期不让你看书呢?”

杨绛说:“一星期都白活了。”

父亲笑说:“我也这样。”

杨绛觉得自己已升格为父亲的朋友了。

父亲的帮手

随着孩子逐渐长大,家里不觉热闹反而渐趋冷清。

暑假里乘凉的时候,门房每天给杨绛送进几封信来。杨荫杭说:“我年轻的时候也有很多朋友”。然后长吟“故人笑比中庭树,一日秋风一日疏”。杨绛忽然发现父亲老了,虽然常有朋友来往,却觉得他很疲劳,也很寂寞。

父亲情感寂寞,无所依傍,何况岁月不待,他已年老。

五十岁以后,杨荫杭曾对杨绛说:“阿季,你说一个人有退休的时候吗?——我现在想通了,要退就退,不必等哪年哪月。”其实他所谓“退休”,无非是减少些工作,加添些娱乐,并非真的辞职、颐养天年。他每日黄昏和朋友出去买点旧书、古董或小玩意儿。杨绛知道父亲体力渐渐不支,他患了高血压症。当时不能奢望降压灵之类的药,杨荫杭又不信中药,血压高了无法叫它降下来。杨荫杭忙的时候,状子甚多,书记来不及抄,也叫杨绛抄。

杨绛最理解父亲心意,心疼他年迈多劳,自然愿意帮忙。

我得工楷录写,而且不许抄错一个字。我的墨笔字非常恶劣,心上愈紧张,错字愈多,只好想出种种方法来弥补。我不能方方正正贴补一块,只好把纸摘去不整不齐的一星星,背后再贴上不整不齐的一小块,看来好像是状纸的毛病。这当然逃不过我父亲的眼睛,而我的错字往往逃过我自己的眼睛。父亲看了我抄的状子就要冒火发怒,我就急得流泪——这也是先发制人,父亲就不好再责怪我。有一次我索性撒赖不肯抄了。我说:“爸爸要‘火冒’(无锡话‘发怒’)的。”父亲说:“谁叫你抄错?”我说没法儿不错。父亲教我交了卷就躲到后园去。我往往在后园躲了好一会回屋,看看父亲脸上还余怒未消。但是他见了我那副做贼心虚的样儿,忍不住就笑了。我才放了心又哭又笑。

杨绛就读清华研究院时,杨荫杭一次出庭忽然不能开口讲话了,之后结束了律师事务。他说还有一个案件未了,叫杨绛代笔写个状子,他口述大意,杨绛就写成稿子。杨绛已准备父亲“火冒”,他却一句话没说,只动笔改了几个字,就交给书记抄写。

杨绛说,那是她唯一一次做了父亲的帮手。

不愿“做人质”

1930年,杨绛升入大学三年级。她的好友蒋恩钿考入清华,劝杨绛转学清华。蒋恩钿陪杨绛到上海交通大学报考转学清华,并领到转考证。就在清华招生考试的第一天凌晨,杨绛大弟肺病转脑膜炎去世。亲人辞世,杨绛错过考期。

振华中学校长王季玉先生为杨绛申请到一份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

那时候的社会风尚,把留学看得很重,好比“宝塔结顶”,不出国留学就是功亏一篑——这种风尚好像现在又恢复了。

得到奖学金,就可以去美国留学。可是奖学金只供学费,美国生活费昂贵。据章程,自备路费之外,每年还需二倍于学费的钱,作假期间的费用和日常的零用。王季玉校长告诉杨绛,用不了那么多。父母也说,杨绛如果愿意,可以去。

可是,杨绛不愿意去。

我有两个原因不愿去。一是记起“做人质”的话,不忍添我父亲的负担。二是我对留学自有一套看法。我系里的老师个个都是留学生,而且都有学位。我不觉得一个洋学位有什么了不起。我想,如果到美国去读政治学(我得继续本大学的课程),宁可在本国较好的大学里攻读文学。

“做人质”的话,是杨绛之前听父亲讲的。

杨荫杭曾几度出国留学,杨绛也常听父亲提起留学时候的事,但他对留学又有自己极其“独断”的“偏见”:“某某亲友自费送孩子出国,全力以赴,供不应求,好比孩子给强徒掳去做了人质,由人勒索,因为做父母的总舍不得孩子在国外穷困。父亲常说,只有咱们中国的文明,才有‘清贫’之称。外国人不懂什么‘清贫’,穷人就是下等人,就是坏人。要赚外国人的钱,得受尽他们的欺侮。我暗想这又是父亲的偏见,难道只许有钱人出国,父亲自己不就是穷学生吗?也许是他自己的经验或亲眼目睹的情况吧?孩子留学等于做人质的说法,只道出父母竭力供应的苦心罢了。”

乔布斯在斯坦福大学演讲时说:

你的时间有限,所以不要为别人而活。不要被教条所限,不要活在别人的观念里。不要让别人的意见左右自己内心的声音。最重要的是,勇敢地去追随自己的心灵和直觉,只有自己的心灵和直觉才知道你自己的真实想法,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

杨绛告诉父母她不想出国读政治,只想考上清华研究院读最喜欢的文学。何况她心疼爸爸负担重,就一心一意考清华。因为这个执念,冥冥中成就了另一个故事,遇到命里注定之人。以后,这个人也成为杨绛一生情感、精神最大的牵挂和寄托。

这个人,就是钱锺书。


本文摘自:《杨绛:“九蒸九焙”的传奇》编辑无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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