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烽火长 | 从苏南军区教导团走来

我是沈文杰，1933年7月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现为吴江市）盛泽镇。这是个风景秀丽、水土肥沃的江南水乡，是著名的丝绸之乡。我于1949年6月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苏南军区教导团学习。195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3年离休，今年我获得了中国共产党六十年党龄的证书。

抚今思昔，我从一个16岁无知少年成长为党的干部，最难以忘怀的是我的导师、我的母亲、我的学校。

1948年，我在家乡盛泽镇盛湖初级中学读书。这所学校是镇上唯一一所私立中学，校舍简陋，设备差，连操场也没有，打篮球要去镇上公共体育场。1948年秋，我上初三，学校来了位新老师，名叫沈亦人，中等身材，皮肤黝黑，本地口音，年龄30不到，教初三国文（语文）。这位教师，在我们学生心目中，与众不同，他不像一般老师那样不苟言笑，而是喜欢跟学生打成一片，亲切、慈祥、随和。他经常利用课余时间与学生闲聊，谈时政、讲故事、拉家常，常常带领学生郊游。所以学生对他很有好感。

1949年春末，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长江，风卷残云般向江南和上海推进。在家乡盛泽周围的苏嘉铁路和镇北公路上一支支身穿土黄色粗布军装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向东向南推进，国民党的飞机频繁地出来袭扰，学校已不再正常上课。有时，一队队解放军到镇上来歇息，沈老师带着我们部分同学去接近解放军战士，旁观他们集队、休息、生活，听他们唱歌、宣传共产党的政策。让我们逐渐去认识解放军，了解共产党，并逐渐产生了好感。

 随着家乡的解放，地方政府的建立，5月中下旬，上海和江南大批土地解放，解放战争胜利形势迅猛向南推进，解放军急需吸收大批青年学生加入部队，开办了华东军政大学、苏南军区教导队等军事学校。沈亦人老师公开动员我们学生参军、报考军事学校。我们家乡原来是国统区，受到的是国民党的宣传。当时，刚刚解放，部分家长对形势还有疑虑，不敢把子女送出去。我们一部分同学由于在沈老师带领下，经常接触解放军，受到了一些党的教育，对党有了一些感性认识，愿意参军进军校。5月底，我们学校16名同学前往苏州报考苏南军区教导团，文化考试中，我记得有一道题问：中苏美英的外交部长是谁？大家都没有答全。在报考过程中，沈老师给予了很多指导，除了考文化知识外，还要面试，他告诉大家，假如面试官问：“为什么要报考军校？”大家应该回答“为人民服务！”结果，我们16个同学全部被苏南军区教导队录取，但可惜有一位同学因家长不支持而没去报到，另一位同学中途退学。6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我们15位同学兴高采烈地聚集在盛泽镇上秀丽的目澜洲公园的四方楼亭里宿夜，准备第二天清晨乘船前往常州军校学习。当天晚上，沈亦人老师与他年轻的妻子特地赶到公园为大家送行。他谆谆教育我们到部队后认真学习，刻苦锻炼，努力提高军事技术、认清形势、为人民服务。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参军后的第二年，沈老师曾专程到我们部队看望大家，了解学习情况，激励同学们更快地提高思想觉悟，健康地成长。后来，沈亦人老师随部队去了大西南，据说在四川宜宾军管会任职，原来他是一位地下党员。

我很难忘沈亦人老师对我们的教育和指引，他是我们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

苏南军区教导团，是苏南解放区第一所抗大式的革命军事学校，校址设在常州天宁寺，与常州三中相邻，部队训练要去三中的操场上进行。在这所军事学校里，从团长、大队长到中队长，从政委、教导员到指导员，都是从各部队抽调来的建军骨干，具有良好的政治素养和军事素质。我们一千多名学员，多半是地方在校的初、高中学生，全体学员编为四个大队，一大队是连、排干部轮训队，其他三个是知识青年队。

军校的教育目的是：连、排干部轮训，注重总结经验，新形势教育，培养和提高政治理论与军事技术水平。青年队则以政治学习为主，使学员们确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树立为人民服务的革命人生观。有系统地进行“社会发展史”和“中国革命史”的教育。当时，我还记得学习哲学家艾思奇的哲学思想教育文章。结合时事形势，运用多种教学形式，提高思想认识和觉悟。各分队还进行业务学习，提高军事、财经、文化、卫生、机械操作等知识。我还曾去无锡参谋训练班，学习地形地貌的测量工作。

经军校一年多的教育，“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军校生活锻炼，使我逐步认识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逐步懂得了革命的真理，做人的准则、明确了人生的奋斗目标和努力方向。1949年1月19日我还光荣地成为建国后第一批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1950年8月，我被分配到松江军分区南汇县大队六灶区中队，期间又回到县大队三连及大队部，均是担任文化教员。在县大队时碰到在大队卫生所工作的爱人，二年以后她调到无锡101医院去了。1952年底，苏北、苏南两军区合并为江苏省军区，苏南军区教导团完成了历史使命，学员先后分配到陆海空军、高等院校和地方工作。

我能走上革命道路，母亲给了我支持和力量。她叫仲二宝，是一位心灵手巧、勤劳勇敢、意志坚强的劳动妇女。我父亲无业，身体有病，在我11岁时病故。全家靠母亲在一家个体丝绸厂当纺织工人的收入为生。白天，母亲在厂里劳动，我靠亲戚的帮助在一家私立学校读书。母亲有时晚上也要加班，我就相陪母亲去厂里，困了就在一旁靠着凳子睡觉。

在日本鬼子侵占我家乡的日子里，人民生活更加艰辛，母亲为生活所迫，有时不得不冒险去乡下收购大米，回镇上赚点差价度日。有一次傍晚路卡已关闭，只能从日寇为防新四军游击队而构筑的“枪篱笆”竹墙钻过去，不巧被伪军发现而扣留，幸亏无日寇在场，否则性命也有危险，经托人说情送了一条香烟才放回。那些艰难的日子，我和母亲相依为命，母亲日夜操劳，含辛茹苦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我这个独生儿子身上。

母亲不但是一位与人为善、乐于助人的热心人，还是一位识大体、顾大局、明事理的母亲。1949年，百万雄师渡长江，我的家乡解放了，1949年5月，我初中即将毕业，受国文老师（后来知道他是位地下党员）的教育和影响，报名参加军事学校的考试，参加了解放军。虽然我是母亲唯一的儿子，但母亲还是积极支持我参军，跟共产党闹革命，报效祖国。我家成了“光荣之家”，母亲也成了受人尊敬的“光荣妈妈”。军属的荣誉更给母亲增添了精神力量，她除了在公私合营的丝绸厂工作外，还积极参加社会集体活动。刚解放，社会秩序还较乱，百废俱兴，我母亲稍有空闲，积极参加维护社会秩序、街道里弄巡查、晚间治安、打扫卫生、开展爱国卫生等活动。邻里有事，常找她求助商量，她乐于为他们排忧解难。左邻右舍都叫她为“好姆妈”。母亲还被居民们选举为盛泽镇的人民代表。

1962年，母亲在盛泽丝绸厂退休，退休后离别家乡来到我爱人的部队医院，后又到奉贤南桥，照顾我的家庭，把伟大的母性之爱倾注到孙辈身上，让我和爱人安心工作，没有后顾之忧。

母亲于102岁的高寿过世。在母亲身上，我学到了善良，学到了俭朴，学到了坚强，学到了正直和奉献。我难忘慈母的养育之恩。

我从苏南军区教导团毕业以后，先后分配到松江军分区、南汇县大队、南汇六灶区中队、宝山兵役局、上海市兵役局、上海警备区动员处、南市区武装部、杨浦区武装部工作，先后担任文化教员、秘书、政工干事，较多时间从事兵役动员、征集兵员工作，为祖国的武装部队发展壮大服务。在这座革命大熔炉的熏陶和磨砺下、在部队老领导、老同志谆谆教育、指导、帮教下，树立了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培养了坚强的革命意志。

记得我在南汇县县大队工作时，肖方（又名沈小方）同志是县大队独立营营长。他要我帮助他撰写和整理一些他在革命斗争中的回忆文章。在整理文章的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教育。肖方同志是位老革命，是原浦解总队的参谋长兼突击连连长，身经百战。在周正仁、姚金祥、王菊林等同志编撰的有关淞沪支队、浦解总队革命史实中，经常提到他的英雄事迹。肖方和他的战友们在南汇、奉贤、川沙一带，与国民党部队、地方的自卫队、保安队、别动团打了无数次遭遇战、伏击战，进行了艰苦卓越的斗争，为浦东地区的解放作出了贡献。

1969年10月，我和我爱人袁亚芳（她原在苏州军区医院、无锡101医院工作）一同转业到奉贤县工作，我先后担任县委宣传部干事、文化科副科长、组织部副部长、监察局局长，1993年离休。工作期间，忠于职守、廉洁奉公、不为名不为利、认真踏实为党工作。离休后，积极筹备和建立“奉贤区（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协会”担任副会长和秘书长工作，轮到“关协”值班，仍像在职时一样认真，准时上班、下班。作为秘书长，起草文件、下达通知、会务准备，样样认真负责。为关心、培养、教育青少年继续作出贡献。“关协”工作搞得丰富多彩、有声有色，取得了“先进社团”“先进集体”等许多荣誉。